《重说中国近代史》

重说二字恰如其分。“重”是因为书中叙述的中国近代史与我们从小到大从学校里教材上读到的有很大差别。当然从各种网上资源和书报电视，我们已经知道教科书上的历史许多地方与真实历史的差别，就像新闻联播和现实生活的差距一样。但是以一本书系统地将已从其他渠道得到还原的历史片段连贯地展现出来，还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说”是缘于本书基于张鸣教授的讲课实录，是用口语说历史，不是用书面语写历史。短小活泼的语言让读者如同身临课堂，读起来轻松酣畅。

发生得越近的事情，对人影响越大。剧烈动荡日新月异的近代，不仅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是现在中国社会种种因素和侧面的源头与肇因。其纷繁之程度，资料之丰富，远非更早的数千年古代历史可比。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无疑会影响对当今中国的解读和社会的理解。官方教科书过去给了我们一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阶级史观，学者的著作、电视台的纪录片、报纸杂志和网络上的文章，则越来越多给出另一种史实和另一面观点。真正能够达到客观无争议的只有冷冰冰的事实，某年某月某日谁做了什么，细节如何。其他一切的看法、分析、观点、思想都是因人而异的主观价值判断。但是人的大脑不可能是书架和硬盘，不可能只装进事实而不产生想法。那么是一种思想统一天下好，还是百家争鸣好？既然都是价值判断，各家之说有无优劣高下？前一个问题无需多论。思想之多样性是人的天性。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感情和理智。不同人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比不同物种身体的差异还大。观点的歧异不应也无法取消，百家争鸣就算听起来嘈杂喧闹也比一种声音的单调响亮好。后一个问题似乎会导致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理由各持己见，那官方的观点不也是一种选择？观点之成立有两个前提，一是所基于的事实正确，二是所系于的逻辑无误。革命史观之不能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不符合这两项标准。官方口径里的史实存在大量颠倒混淆和以偏概全，用以建立观点的逻辑又不严密。要在各种史观里鉴别和剔除这样的莠误，并不困难，只要放任学者自由研究，公开辩论，伪自然会暴露，错也会被揭出。排除这些后，观点仍会是多元的。我们常常看到，即使对一个人，各方都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更何况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这样复杂的对象。其实这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获得的局部真实，依照各自的禀赋和倾向，得出结论。历史不是自然科学，除了客观发生的事情，人和人的思想本身也是史实，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可能是测量出的数据，这种本质就决定了史观之多样性。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读一本中国近代史就不单纯是记忆和接受，更要加上思考和判断。事实部分根据来源和与其他信息的参照，很快就能接受。观点和分析，最重要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评判工具就是思考它有无逻辑错误，是否有说服力。只要能自圆其说，便能成为一说。读完这本书，有倾服的见解，有了解的，有不能苟同的。对于历史，人人有经过比较和思考形成的自己的看法，这或许才是最自然和理想的。

读本书还有一个印象，时间晚近的部分讨论得有些仓促粗略。从鸦片战争到清廷新政，论述得一直有条不紊，全面覆盖，整体推进，事实的叙述穿插解释分析，而论点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和发展。到了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时期，就仿佛失去了整体的历史图景，只是取一些事件和人物来阐述，时代的其他方面一笔带过，有支离破碎之感。这应该是限于原课程的重点和篇幅，还有就是民国以来的人物和活动更加纷呈，于今天而言也仍有些敏感，只好这样处理。